前几天，平日里总停在小区一角的垃圾车一夜之间换成了四个颜色不同的垃圾桶——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作为一名“朝阳群众”，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直以来新闻报道中其他城市高歌猛进的垃圾分类，已悄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恰巧这时收到新近出版的两本书《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与《极简生活：为幸福腾出空间》。为生活做减法的“断舍离”从日本引进国内后着实流行了一阵，达成“简单生活”愿望的实际途径无非整理和清理两条，而“废品生活”恰恰为“极简生活”提供了某种解答。即便不为生活做减法，我们每天也都要扔垃圾，一个装鸡蛋的硬纸壳包装盒，是怎么从厂家来到超市，从超市来到家里，我们不难想象，但它被扔到垃圾桶之后要去什么地方，最终面临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却一无所知。是的，我们对所有陪伴过服务过我们的物品一无所知。垃圾分类的火热让我们开始关心垃圾，包括它们离开我们之后的故事和与它们打交道的人。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就像一部以文字为载体的影片，用平视的、细腻的镜头，以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借由对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的十位拾荒者的走访与记述，呈现了这个群体的日常点滴、内心独白和家庭故事。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作者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通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城市化，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两位学者胡嘉明和张劼颖用了多年时间坚持以“肮脏”且“无用”的垃圾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进行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并集结成论文。从2007年开始，张劼颖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与同学组成调查小队，2008年另一位作者研究应用社会学的胡嘉明加入，携手调查拾荒群体。几年后，冷水村的17户家庭成为他们稳定的调查对象，13户家庭成为可以深入交流的朋友。在完成硕士论文后，两人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于是在2012、2013年再度回访，遂写成《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一书。

    两人在废品行业的学术研究已有十多年，如作者感慨，这十多年来，不论是废品行业、其从业者还是作者本身，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张劼颖坦陈最初对这个选题感兴趣只凭一股好奇心的冲动，但后来，是这项研究让她选择社会学学者作为职业。多年后写书时，作者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除了好奇和关注，垃圾问题“需要专业的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需要到田野中进行观察，需要与现实的从业者对话”，才可能呈现这个群体的丰富和多元。书中各个与废品处理工作相关的个人和家庭有着种种鲜活的生活，但作者的写作理念并没有让这些故事沦为一次观看和猎奇，而是“给大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垃圾的眼光，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的故事”。

    你有遇到过小区里来收垃圾的工人或在广场捡瓶子的人吗？你开口与他们闲聊过吗？你对他们的生活关心吗？书中讲述的每个研究中“个案”都是有温度的，他们是在身边生活的人：大城市每天生产的垃圾，却吸引了小玲、丽雨这样的年轻姑娘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从农村老家搬到大城市郊区；我们毫不吝啬地丢弃的衣服鞋袜，流转到像冷水村一样的城乡接合部，却成就了马大姐和老乡大姐这样的拾荒女性的一种矛盾的骄傲；我们每天丢弃的一次性水瓶和餐具堆积如山，它们却和年轻人小张的创业梦交织在一起；而我们的生活垃圾，更构筑了许多像大熊、星星、李涵般在废品场长大的小孩，最独特的童年记忆。

    其实总的来说，书中写到的人群虽然在人们眼中可能会称为“收破烂儿的”或“捡破烂儿的”，但作者认为，废品回收是一个非常专业、需要特别的关系网络和空间资源才能进入的一个行业。而做这类人群的田野调查也相当难进入，这些在书中面对研究者们敞开心扉讲述个人经历的人们，在一开始无一不抱着怀疑的目光和防备的心理审视着这些学生，将这些调查者视为目的不明的闯入者，恐惧他们的调查会给生活带来负面的变化。所幸，作者“没有聚焦收废品人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宏观原因，没有简单地谴责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多的是记录、是平视、是翔实捕捉主人公生活的丰富细节和微妙体验”，面对他们的“理想与挣扎”。

    五一假期在京郊散心等公交时，一辆堆满了垃圾的三轮车从眼前经过，车顶绑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玩具熊，四脚八叉的朝天躺着，四肢顺着垃圾车边缘垂下来，散发着略微无奈的气息。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玩具熊，我猜它可能在谁的卧室住了许多年，又因为搬家或是什么别的原因被“抛弃”。我看看开三轮车的人，心想，它会去往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人，被怎样处理，但愿它不会像车里其他垃圾一样被剪碎或烧掉，而是能在需要它的另一个人身边迎来第二次“生命”。如作者所说：“如果说关注垃圾和废品的故事让我们产生了什么改变，那就是，让我可以对这种无限量供应的快乐保持一种警觉。如果想要改变，我还能做什么。”